日月永在 第四百三十四章:三反之爭(下)

奉天殿里的氣氛凝重到了極點。

至于被許不忌矛頭直指的黃觀更是早已渾身抖楞起來，密密麻麻的汗水自額角開始，順著臉頰一路流過脖頸，將整個前襟都濕透了。

看看許不忌給他扣的這兩頂帽子吧。

政治投機(jī)主義和政治修正主義！

這兩個詞，所有有資格參加大朝會的官員都不會陌生，因為大家伙經(jīng)過這么多年，已經(jīng)都熟讀過《建文大典》了，而在《建文大典》中的《政治篇》，收錄了一篇名為《神宗年荀孟之變》的文章，這篇文章講述的故事是在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過程中，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與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之間的政治博弈。

在這篇文章中，朱允炆這位建文皇帝做了批注，就將王安石定義為了政治投機(jī)主義，而將司馬光定義為了政治修正主義。

其在批注中如此寫到。

“做官施政，不能光拿眼睛看著權(quán)力，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鉆研如何攫取政治紅利和投機(jī)取巧當(dāng)中，搞政治不是餓了三天沒吃飯，恨不得把自己撐死也要想盡辦法往肚子里塞雞鴨魚肉。

凡是在政治生涯中，一味惦記投機(jī)取巧的，想著耍小聰明換大權(quán)力的，我們發(fā)現(xiàn)后，要及時將其罷黜，并要引以為戒。

王荊公是一位出色的、頗有造詣和能力的國士，即使無法真容相見，朕亦神交日久，但其為了攫取個人權(quán)力，實現(xiàn)個人政治抱負(fù)，豪言‘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思想上與迫切想要奪權(quán)，廢除‘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這一制度性制約的宋神宗達(dá)成政治默契，從而得以青云直上。

主持變法后，其舉起‘恢復(fù)周禮’這一政治大旗，無視時代兩千年之變遷，大唱宗法制度與倫理的高調(diào)，搞政治排擠，搞黨同伐異。

更是為求成績，在缺少法理基礎(chǔ)、法權(quán)基礎(chǔ)和法制基礎(chǔ)的條件下，強(qiáng)行推廣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政，企圖以此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

導(dǎo)致地方頻繁出現(xiàn)與民爭利之事，雖國家財政有所好轉(zhuǎn)，但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政治目標(biāo)并未實現(xiàn)，民力多有枯竭，抑制地方兼并的打擊也變成了導(dǎo)致地方地主階級與自耕農(nóng)之間相互斗爭的禍因，在其離任宰輔后，矛盾爆發(fā)風(fēng)云激蕩，地方百姓起義之事層出不窮。

有政治投機(jī)主義的，我們應(yīng)冷面相對，堅決不可同流合污。

而比政治投機(jī)主義更可恨的，便是政治修正主義。

這群人不僅不能成為我們的同僚，更是我們的敵人，這群人毫無政治底線、政治立場，大搞兩面三刀，往往這群人還喜歡滿嘴道德仁義，偽善偽謙。

他們喜歡走哪都帶著為國為民、為江山為社稷的忠恕君子的偽裝，實際上的所作所為無不是在搞破壞。

為官為政，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腐敗就是腐敗，廉潔就是廉潔，這也是相對立且絕不兼容的。

哪有所謂的‘只要腐敗不狠就屬于一般化廉潔’這種貽笑大方的定義，更別提‘對立有大功的，只要其犯下的錯誤不大就應(yīng)該免于處罰，不可矯枉過正，以免傷到更多官員的工作熱情’這種完全思想上扭曲的悖論。

立功有獎賞制度，犯錯的自然有處罰制度，哪有將不處罰其罪責(zé)當(dāng)做一種獎賞的道理？

嘴里喊著法治卻在反法治，喊著為國家卻在反國家，就是修正主義。

司馬光等守舊派滿嘴祖制、江山、社稷和百姓，卻為了自己的一己私權(quán)、私利而反江山、反社稷，阻撓變法、破壞變法甚至是公然對抗變法，煽動其麾下依附的門閥、地主把地方搞得烏煙瘴氣，大肆破壞國家的道統(tǒng)和法理，以至于中樞處于嚴(yán)重的政治內(nèi)耗，而地方更是一片混亂，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思想。”

在《神宗年荀孟之變》這篇文章的批注中，朱允炆對投機(jī)主義、修正主義做了解讀，并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

那就是厭惡投機(jī)主義，痛恨修正主義。

無論是哪一種都不是什么好的評語。

如果僅是前者，還相對好接受一些，畢竟最多只是一個丟官棄職，被罷黜為民的下場，但如果是后者，黃觀就一陣脖頸發(fā)涼。

這是要掉腦袋的啊！

緊張、恐懼、惱恨和憤怒充斥著黃觀的大腦和心胸，他也因此張口結(jié)舌，完全失去了辯解的思維能力、語言組織能力。

當(dāng)朱允炆的目光投向他時，黃觀噗通一聲跪在了地上，用盡畢生的力氣哭喊起來。

“臣冤枉啊！”

這一刻，學(xué)富五車、才高八斗的黃狀元，唯一能說的，只剩下這么一句淺陋的冤枉了。

朱允炆本只想著讓許不忌治治黃觀沒腦子的小毛病，萬萬沒想到許不忌三兩句能把黃觀給逼上死路！

要是這個時候他這個皇帝開口的話，那黃觀唯一的下場，也就剩下一個殿外杖斃的結(jié)果了。

沒辦法，朱允炆只好看向楊士奇，后者心中明悟，站了出來。

“咳。”

這一聲輕咳，于黃觀而言無疑堪稱仙音一般。

楊士奇將攏于袍袖中的雙手抖落出來，離開班列向朱允炆淺施一禮后說道。

“陛下，今日四川的成績，在乎于四川當(dāng)?shù)氐墓賳T。而四川當(dāng)?shù)氐墓賳T之所以能做出這份成績，在于以陛下之圣言編著的數(shù)本文選。

在這一點上，那是不容置疑的，先賢是幾千年前的，他們留的書也是用來治理幾千年前屬于他們那個時期的國家。

先賢從未說過或在書里寫過，要后世子孫繼續(xù)奉行他們的思想來治國，所以今日許部堂和黃部堂之間的爭論，純屬是無端之爭。

若是先賢有眼，可能還會笑話兩位部堂這不成熟的爭論呢。”

楊士奇的玩笑打趣，讓所有人都樂了。

說的對啊，先賢壓根就沒要求過后代必須怎么怎么著，更沒有說讓大家捧著他們的書治國理政，因為先賢自己都知道，一個時代本就應(yīng)該有一個時代專屬的治國方法，后代兒孫總不會傻的連這個道理都不知道吧？

可能先賢們自己都沒有想到，他的后代徒子徒孫還能整天四處引戰(zhàn)，害的他們這些祖宗都死上千年還跟著挨罵，沒事還被拖出來鞭個尸，先賢們冤不冤？

“因時制宜、實事求是，這是為官施政之基本，這一點有什么好吵的？”

楊士奇轉(zhuǎn)頭看向黃觀，批評道：“黃部堂適才屬實是無理攪蠻了，四川的成績應(yīng)該得到承認(rèn)，鄺奕和等人能夠及時轉(zhuǎn)變思想，合理運(yùn)用更適合當(dāng)下的理論和學(xué)的思想精神，這一點更要大家向其學(xué)習(xí)。

不能為此而生爭強(qiáng)好斗之心，非要雞蛋里挑骨頭的找出人家的毛病，要多看看、多學(xué)習(xí)別人的優(yōu)點，而不是找毛病挑刺，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蛇@句話，黃部堂都能忘，屬實是不該的。”

批評完黃觀，楊士奇緊跟著又說道起許不忌來。

“許部堂方才說的很好，四川官員此番是用成績來說話，來證明了陛下當(dāng)初力主改變?nèi)〔姆绞街畤叩恼_性，充分表明，即使不學(xué)四書五經(jīng)、程朱理學(xué)考錄的官員，也有能力做好官。

所以，我們要鼓勵更多的官員向四川學(xué)習(xí)，但也要保留大家看書的權(quán)力。不能說，四書五經(jīng)、程朱理學(xué)在做官上比不上《建文大典》就連讓人家看的資格都沒了，這不合理。

本官微末之才，蒙圣恩才忝居奉天殿大學(xué)士之位，素日里誠惶誠恐，便獨好看書，以此涵養(yǎng)自身知識。閑游雜志、風(fēng)土人情等偶爾也有涉獵，便想著看兩眼增長些許見識，這些書里也沒有治國之道，難不成也要都給反了。

黃部堂一時狹隘無知，有失言之處，完全是因為其知識、思想上還有待學(xué)習(xí)，大家同朝為官，還是要多多幫扶，這才附和陛下曾說過的‘全國官員，理應(yīng)通力合作，要在政治高度上達(dá)到全國一盤棋’。”

兩邊各打八十大板，看似楊士奇是在攪合，但句句都有出處道理，由不得兩人不服氣，尤其是早早將二人之爭，定性為因狹隘偏見導(dǎo)致的‘無端之爭’更是把這件事大事化小。

錯肯定都在黃觀身上，但不是啥殺頭的大罪，就是心胸狹隘了些。

大家同朝為官，在這種事情上，要多多批評勸導(dǎo)，而不是除惡務(wù)盡的恨不得直接砍腦袋。

話到了這個份上，黃觀要是還聽不懂，那他就真的該死了。

黃觀先是沖著朱允炆磕頭：“陛下，臣有罪，臣一時愚昧無知，惡言重傷同僚，求陛下降罪。”

告完罪，又可憐巴巴的看向許不忌，誠懇道。

“許部堂，末才鄙陋不堪，心胸狹隘自私，讓部堂見笑了。”

許不忌只好閃身，人家黃觀現(xiàn)在跪著呢，他雖然不用跪回去，但也萬萬不敢生受。

只好側(cè)躲到一旁，溫言道：“黃部堂嚴(yán)重了，適才我也有不當(dāng)之處。”

倆人和解，皆大歡喜了。

朱允炆總算放下了心，便出口為此事定了調(diào)子。

“黃觀因個人愚私偏見，惡言重傷同僚，就打廷杖三十，罰俸一載，另飭其回府閉門一月，好好讀書學(xué)習(xí)，教育部工作暫由左侍郎署理。”

黃觀如蒙大赦，喜極而泣的頓首磕頭。

“臣謝陛下隆恩。”

說罷，便老老實實的被兩名大漢將軍拖出去打屁股。

廷杖三十、罰俸一年。

也算是從生理和腰包上給予了雙重懲罰，為一句妄言付出這般代價，已是不輕了。

一場所謂的三反政治爭議風(fēng)波，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