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是醫二代 579.分析

577沒通過解禁......估計太過暴力，我今天值班太忙了，沒空改，得等明天

幾個醫療訊息，后面是同性問題

2021年5月13日10時，北京市海淀區知春路14號，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正式掛牌。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成立，意味著疾控機構職能從單純預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維護和促進全人群健康轉變，新機構將承擔制訂傳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職能。

5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新冠大流行防范和應對獨立小組發布最新報告。報告顯示，預計到2021年底，新冠疫情會給世界帶來10萬億美元的損失。2020年全球至少17000名醫務工作者死于新冠。過去的一年半，全球至少1.5億人被感染，超300萬人死于新冠。小組在報告中建議，促進疫苗公平分配，建立由國家元首領導的全球健康威脅理事會，加強防范工作以應對下次危機。

5月12日，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建立保護關心愛護醫務人員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意見”稱醫務人員是戰勝疫情的中堅力量，是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守護者。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建立保護關心愛護醫務人員的長效機制，切實保障醫務人員權益，“意見”從保障工作條件、維護身心健康、落實待遇職稱政策、加強人文關懷、創造安全的執業環境、弘揚職業精神六個方面出具了指導意見，并各地要認真貫徹落實，高度重視醫務人員保護關心愛護工作。

《性學觀止》說：“性不是游戲，它是快樂之源泉，也是至悲之出處。”

集悲喜之大成的莫過于“同志群體”。性是他們的“不能言說”，更是其被關進集中營的理由。

德國聯邦議院數據顯示，1933年1945年，德國警方登記在案的同性戀者約10萬人。根據一本記有同性戀者姓名、住址的名冊“按圖索驥”，約1.52萬人被關入集中營。處罰從一開始的閹割，發展到后來的死刑。約60的同性戀者被折磨至死。這使得同性戀成為集中營內，除猶太人外死亡率最高的群體。

前述名冊被稱為“粉紅色名單”，是柏林“性學研究所”的訪客記錄。

它本是性學家、醫學家進行社會學調查和醫學研究的寶貴病案，卻成了黨的獵殺名單。

悲劇始于19世紀末的一個深夜。猶太人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Hirschfeld，1868.5.141935.5.14），關上診所大門，往家走。

赫希菲爾德有多重身份：哲學家、醫生、性學家，及“同志運動”先驅。他曾公開出柜，并主張“對同志群體的社會差別對待和法律迫害，是非人性的、錯誤的”。

快到自家門口時，他看見一位年輕的德國士兵。后者手足無措地說：“我是一個深柜。”

在19世紀末的德國，談論“出柜”是非常危險的事。于1871年5月15日頒布的德國刑事法第175條明確規定，男男性行為是應予以懲處的犯罪行為，可判處最高6個月的監禁。

1896年，赫希菲爾德用筆名，出版手冊《怎樣解釋男人或女人愛同性者》。其中，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誘騙女教師的已婚男人“無罪”，但兩情相悅的同性伴侶卻要被關進監獄？

1897年被性學界認定為“全球第一次同志運動”的開端。赫希菲爾德聯合志同道合者，創辦世界首個“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作為委員長，赫希菲爾德向德國政府遞交請愿書，要求廢除刑法第175條。“我們能從學術上證實，同志不是‘異類’。”

3000余名醫生、700多名學者，大批功高望重的作家和詩人等，都在請愿書上簽字。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和托馬斯·曼（ThomasMann）等名人。

赫希菲爾德竭盡全力地安慰這個緊張、局促的小伙：“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很快會有一天，科學將戰勝錯誤，正義戰勝不公正，人類之愛將戰勝人類的仇恨和無知。”

幾天后，赫希菲爾德收到士兵寄來的一封信。里面是他的遺書，寫道：“我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當太陽再次升起時，我要結婚了。法律規定，只有兩個不同性別的人才能結合。我無法接受，亦沒有選擇。只有死亡才能讓一切好起來。”

“他期望我多做一些。希望有一天，德國能更公正地對待同性戀者。”赫希菲爾德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這場孤獨的死亡后，他辭退診所工作，專門研究性學。

1899年，赫希菲爾德以“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委員長身份，編輯出版《“中間性”年報》，并率先提出一個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概念：“同志”是第三性，介于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中間性”。

在那樣一個年代，男女性別的認定與其“生理屬性”必須對等、不容改變。而赫希菲爾德提出的概念，模糊男女“生理性別”的界線。

“第三性”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印度宗教中。公元前8世紀的印度神話就有許多關于“第三性”群體的描述。比如《梵書》記載過一個“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長發者”，出現在宗教的儀式上。

為了解同性戀群體在德國總人口中的占比，20世紀初，赫希菲爾德設計、完成史上首個大規模性行為調查。1903年，柏林工業大學3000名學生參與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1756份。結果顯示，異性戀占比達94，同性戀占比為1.5，雙性戀4.5。次年，他向5721名鋼鐵工人發放同樣問卷，有效回復率達41.6。結果和大學生們的回復差不多。

“我們的調查顯示，個體自我的性別認同是天生的，絕不是此前所說的‘性變異（變態）’。有些人天生具有與其生理性別相反的天性。”赫希菲爾德解讀稱，蘇格拉底、米開朗基羅和莎士比亞可能都是“中間性”者。

此后10年，赫希菲爾德的學術成果不斷：1910年出版《異裝》，首次提出術語“異裝癖”，并將之與同性戀者進行區分；1913年，出版《男性同性戀和女性同性戀》，“同性戀”一詞由此被廣泛使用；1914年出版《同性愛》，這被譽為同志群體的“百科全書”；1917年1919年，出版《性病理學》（全5卷）。

“人具有無限多樣‘性’。”赫希菲爾德稱，已被覺察的人類性行為有千萬種，這說明“愛與人一樣多變”。基于此，應該提供一種科學的方式，幫助“中間性”者成就自身，并重獲社會認可。這應惠及所有二元性別以外的性別，包括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等。

1913年，赫希菲爾德攜手伊萬·布洛赫（IwanBloch）等人，在柏林創辦“性醫學和優生學會”，展開一系列學術研討。

1919年，他用全部家當，購買一棟樓，掛上“性學研究所”（InstitutfürSexualwissens插ft）的門牌。史料記載，研究所工作包括三方面，開展性學、社會學研究，提供包括婚前指導、性保健等臨床服務，以及醫學法律援助。

來自歐洲各國的研究人員、醫生、同志們，到訪該研究所，為的是增加對性的了解，以及免費咨詢自己的性關系問題和性功能障礙問題。開業僅1年，研究所就積累了近2萬份病案。

1921年，研究所擴建禮堂、圖書館和實驗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圖書館。10年間，其書籍達2萬余卷，照片5000余張，各類藝術品3萬余份，以及保存約4萬份“中間性”者自傳體材料。

1930年，研究所又創出一個“世界首例”：赫希菲爾德邀請婦科醫生路德維希·萊維·倫茲（LudwigLevyLenz）和外科醫生埃爾文·格爾班特（ErwinGohrbandt），共同完成第一例性別重置手術。

接受手術者名叫莉莉·艾爾伯（LiliElbe）。手術成功切除其男性生殖器官，用其自身皮膚進行再造。外科醫生試圖為其做卵巢移植，以失敗告終。1931年，艾爾伯再次接受子宮移植手術，期望達到真正的“變性目的”。不幸的是，術后因嚴重的排斥反應而病逝。

這一開創性手術引起國際關注，也吸引大量“中間性”者的關注。此后，陸續有人找上門，希望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因技術所限，當時研究所僅能完成男性到女性生殖器官的重置，包括用皮膚再造。術后，醫生會醫囑使用激素藥物，使術者上圍更具女性特征。

但遺憾的是，有些性別重置為“女”者，難以獲得工作、維持生計。有5名術后女性因此成為研究所的雇員。

在赫希菲爾德的努力下，20世紀頭30年里，德國對“中間性”者的態度非常寬容。到1920年時代，同志文化在柏林等城市蓬勃發展。德國國會傳出消息，稱在考慮廢除刑法第175條。

19301932年，赫希菲爾德開始“環球巡講”。他的足跡遍及美國、日本、中國、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埃及、巴基斯坦等。各國醫學界、科學界盛贊其為“性學愛因斯坦”。

在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慶典上，與會嘉賓都認為，一個更大膽、更美好的未來或將開啟。

但1933年，一切戛然而止。上臺伊始，就開始嚴厲打壓同性戀群體。同年5月，希特勒政府下令關閉性學研究所。黨徒、士兵蜂擁而至。他們推倒赫希菲爾德的銅像，把所有書籍、資料堆成山，扔出一個又一個火把。

和藏品一起付之一炬的，是赫希菲爾德所有的家當。彼時，赫希菲爾德恰好在海外巡講。他被驅逐出境、逃亡國外。

也是在翻查過程中，看到了性學研究所的病案資料。那些過往前來尋求幫助的人們，陸續被列入“粉紅色名單”。

“一戰時，德國戰敗，尸骨如山。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口、孩童，德意志民族如何萬古長青，同性戀必須被連根拔除。”在這暴虐認知下，集中營設立專門的識別體系。每個囚徒都要佩戴三角形章，黃色代表猶太人，紅色為政治犯。粉色則是同性戀。

士兵們興之所至，會到集中營里拉出一群同性戀，讓其站在遠處，以粉紅三角章為靶，練習槍法。的軍隊醫生開展“人體研究”，活體切割男同性戀的身體，試圖尋找其同性戀基因（Gaygene），以求治愈有同性戀傾向的“優秀日耳曼少年”。

1935年，當局對刑法第175條做了更嚴厲的“修正”：“違背自然的淫亂行為”中“違背自然”這一定語被取消。同性之間接吻或“拋媚眼”，都可以被定性為“淫亂”，從而被投入監獄。根據同一時期出臺的刑法175條附加a款，“嚴重同性淫亂”的最高處罰可達10年監禁。

二戰后，德國政府釋放猶太人，卻繼續收押同性戀囚犯。直到2002年，德國政府才向受迫害的同性戀群體道歉。

赫希菲爾德至死都沒能再回到德國。

1935年，他于法國尼斯逝世，終年68歲。身兼學生和愛人雙重身份的李修棠（LiShiuTong），陪其走完人生路。兩人結識于1931年的中國上海。“我曾想學業有成后，去中國香港開性學診所。但赫希菲爾德走了，帶走了我的一切。”李修棠書寫回憶錄道。

盡管赫希菲爾德的許多觀點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但它向人們提供一種思路，拓寬人們描述和理解性偏愛。這具有開創性意義。

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大會決議，將同性戀自疾病分類中刪除。5月17日后來成為“國際不再恐同日”（IionalDayAgainstHomophobia）。

2001年，中國亦實現“同性戀”去病理化。中華精神病學會推出第三版“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CCMD3），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分類中刪除。

德國刑事法第175條在赫希菲爾德死后60年，終告廢除。

2011年，德國政府成立“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德國聯邦基金會”，以消除對同性戀及跨性別群體的歧視。“赫希菲爾德在爭取性少數群體權利方面的貢獻，是公認的。他是將性學當作獨立學科進行研究的創始者之一，是一位積極為同志爭取權利的先驅，更是一位將性學與人性、權利連接起來，并奮戰不懈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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