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顛之影 第六十章 紀念羅伯特·卡利警官

天剛蒙蒙亮，蘇格蘭場前的廣場便已聚起了稀稀落落的行人。

十月的霧氣如同灰色的綢布掛在倫敦街頭，帶著泰晤士河的水氣與威斯敏斯特宮燒焦的氣味。

八點整，蘇格蘭場的警鐘未響，但警官們卻已就位。

《送羅伯特·卡利警官》，1834年《泰晤士報》10月11日刊

一排接一排的警官從蘇格蘭場中魚貫而出，他們每個人都佩戴著黑緞臂章，制服熨帖，馬靴擦得锃亮，連警徽都在低垂日光下泛出冰冷的微光。

上百位身著藍黑制服的警官們在蘇格蘭場門前列成方陣，沒有儀仗隊、沒有喧嘩的鼓點，只有一排排舊皮靴輕觸青石板的節奏和風中獵獵作響的綬帶。

對于警察來說，休息日向來是奢侈的。

雖然按照蘇格蘭場的內部規定，警員們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休息日，但實際上，由于警情頻出、案件繁多，他們經常會碰見一連幾個星期都排不上一個休息日的情況。

打個比方，就拿那位肖像畫掛在蘇格蘭場的爵士來說吧，在1832年議會改革期間，他曾創下過連續工作54天的蘇格蘭場記錄。遺憾的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影響，這項紀錄被迫終止在了1832年6月6日。

不過這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因為亞瑟的這項記錄在僅僅半年后，就被一位來自刑事犯罪調查部的警官打破了。

雖然蘇格蘭場的警官們并不是每個人都有過連續工作兩個月的記錄，但即便如此，他們的休息日依然是一筆很寶貴的財富。

而能讓這些本該躺在床上睡懶覺的先生們穿戴整齊、按時來到工作地點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是蘇格蘭場的警官，是羅伯特·卡利的同袍。

“向您報告！人員全部到齊，143名警員，一人未缺！”

羅萬廳長接過警務秘書遞來的點名冊，目光一掃，旋即合上名冊，扔到了秘書懷中。

這位蘇格蘭場的首任長官干凈利落的翻身上馬，沉甸甸的份量壓得他胯下的棕馬打了個響鼻。

羅萬回頭望了一眼列隊整齊的警官們，冷冷的一揮手：“向圣馬丁教堂，出發！”

圣馬丁教堂，這座坐落于特拉法加廣場附近的教堂，雖然它的主墓地不大，也不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瑪麗教堂那樣埋葬過艾薩克·牛頓、杰弗里·喬叟、威廉·皮特父子等顯赫人物以及英國的歷代國王。

但是，這座接納了許多中下層市民的教堂對于蘇格蘭場卻有著與眾不同的的意義，因為這里是他們加冕皇家頭銜的地方，是蘇格蘭場的象征死而復生的地方。

換而言之，圣馬丁便是蘇格蘭場的威斯敏斯特和圣瑪麗教堂，能在這里下葬是蘇格蘭場警官的專屬榮耀，遺憾的是，截至目前，此等榮耀只有羅伯特·卡利警長一人獨享。

這支由蘇格蘭場百余名警官組成的長隊，緩緩穿過晨霧彌漫的白廳街。沒有鑼鼓聲，沒有馬蹄跳動的節奏，只有靴底與石板的輕微摩擦。

警隊前方，羅萬廳長與兩位騎警策馬領隊。

沿路，越來越多的行人駐足，有人摘帽致意，還有人只是靜靜低頭。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并不認識羅伯特·卡利，從未與他打過交道，但他們從過往一周中的報紙上不止一次讀到了他的名字，以及那些不能忽視的副標題——他死時未持槍，僅執警棍，與此同時，羅伯特·卡利警長也是當晚唯一一位沒能站著離開冷浴場的。

從艦隊街趕來的記者們早已在白廳街的圍觀人群中四處穿插。

他們中有的跑得滿頭大汗，有的被靴子揚起的泥漿濺得滿身，卻仍舊一手握筆，一手在隨身小冊上飛速記錄著。

“《泰晤士報》來了三人，《記事晨報》來了倆，《倫敦新聞畫報》也來了……見鬼！我看見了什么？《布萊克伍德》和《英國佬》的人居然擠在一塊兒？我的老天！這次艦隊街全到齊了。”

上午八點二十，紀念卡利的隊伍準時抵達圣馬丁教堂。

遠遠的就可以看見教堂周圍用黑紗圍出一道低欄，門前的石階上擺滿了市民自發送來的鮮花，白玫瑰、勿忘我、雛菊和康乃馨混雜著，顏色樸素，不見任何奢華艷麗的金邊緞帶，但這些花朵卻比貴族花圈更叫人動容。

羅伯特·卡利的遺孀身著黑紗，靜靜立于教堂前，左右手分別牽著的是他們的兩個孩子，大約八歲的小擦鞋匠馬克·卡利和經常幫他打下手的五歲弟弟大衛·卡利。

羅萬跳下馬時，靴跟重重一落，濺起一道淺淺的水痕。他的斗篷被晨霧打濕，黏在制服上。

沒有交代一句，也沒有寒暄，羅萬徑直走向了這對母子。

作為蘇格蘭場的行政長官，他并不常這樣走，因為更多的時候，他總是在等人走向自己。

但今天，他沒有絲毫猶豫，穿過隊伍間讓出的通道，踏著滿場的靜默與肅穆，走到了卡利夫人面前。

他摘下頭上的帽子，將之壓在胸前，微微垂下了向拿破侖都不曾低下過的腦袋：“夫人……”

在場的呼吸聲都小了不少，羅萬喉頭聳動，抬手敬禮道：“作為指揮官，沒能保護好下屬，對此，我很抱歉。”

方陣中的不少老警官看到這一幕禁不住鼻頭發酸，就連平常最跳脫的記者也收起了筆。

教堂前沉默了幾秒，忽然，有一個聲音從人群中響起，不知是誰帶頭輕聲說了一句：“愿他安息。”

“愿他安息。”

晚到了一年的祈福聲在圣馬丁教堂的門前響成了一片。

卡利夫人輕輕點了點頭，像是要對羅萬說一聲“謝謝”，卻終究沒能發出聲音。

她只是低下頭，肩膀輕輕一顫，原本緊抿的唇角緩緩地松開了，一滴眼淚劃過她的臉頰，滴落在腳邊那束尚未枯萎的白玫瑰上。

目前身側的馬克·卡利則一動不動地站著，他的臉上沒有流淚，也沒有表情，今天他把腳上那雙不合腳的皮鞋擦得锃亮，宛如鏡子一樣，就好像這雙父親的遺物可以在他的腳尖上映出父親的遺像。

他的下巴繃得很緊，眼珠子一動不動，像是在拼命忍住什么。

年幼的大衛·卡利則咬著唇，一只手死死地握著母親的手，另一只手抓著哥哥的衣角。

他的手指在抖，但卻倔強地學著哥哥的樣子沒有哭出聲。

雨點落在羅萬帽檐上，發出幾聲輕響，也落在地上的白玫瑰花瓣上，濺起了一陣細微的水花。

不是那種雷鳴電閃的傾盆大雨，也不是帶著惡意的寒風驟雨，而是細密、輕柔，卻足夠打濕所有人的心房。

“倫敦又下雨了。”

聲音不大，卻帶著一如既往的溫和與不容置疑，亞瑟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了卡利一家的身后。

他穿著那件多年不曾拿出來的燕尾制服，左臂挽著一副白手套，右手握著一柄撐開的雨傘，擋在了卡利夫人和兩個孩子的頭上。

他沒有多說，只是微微低頭，看了卡利夫人一眼，然后又看向她的兩個孩子。

“夫人。”他的語調平緩，如同和一位老鄰居寒暄：“這雨一時半會兒怕是停不了，不如先進教堂吧。”

正當眾人準備走進教堂之際，一陣清脆的馬蹄聲從遠處傳來，穿透霧雨的低垂天幕，緩緩逼近圣馬丁教堂。

人群不自覺地讓開了一道通路，紳士們的禮帽接二連三的摘下，他們的目光紛紛投向街道盡頭。

一輛黑底金邊的宮廷馬車，緩緩駛入視線。

馬車前后各有一騎侍衛開道，身著紅藍相間的披風，肩章在雨中閃出暗金色的光。

車廂側門上鑲有一個熟悉的紋章：描繪著獅子與獨角獸的三分盾徽。周圍還纏繞著用拉丁文書寫的兩句格言：Honisoitquimalypense（心懷惡意者蒙羞），Dieuetmondroit（天佑我權）。

“肯辛頓宮的馬車？”有人在人群中低聲驚呼：“是肯特公爵夫人？”

“不止，可能殿下也在。”

馬車在教堂門前緩緩停下。

率先走下車的是萊岑夫人，她身著墨綠斗篷，步伐沉穩，一言未發地撐起一把傘。

隨即，一只小巧的靴子踩上濕潤的石階，緊接著，便看見一襲剪裁得體的黑色呢裙和鑲有珍珠扣的斗篷。

她沒有戴面紗，也沒有遮擋自己的神情，只是那張仍帶著稚氣的臉龐上，多了一層未曾有過的莊重。

“天真冷。”她輕聲說道。

英國王位假定繼承人，亞歷山德麗娜·維多利亞公主。

馬車另一側，肯特公爵夫人也被約翰·康羅伊爵士攙扶著緩步走下車。

雖然只是出席一位警官的紀念活動，但從肯特公爵夫人今日的裝束卻足以看出肯辛頓宮的重視程度。

灰藍色綢緞斗篷下是一襲禮服喪裙，胸前別著一枚象征哀悼的黑緞胸花。

她的神情沒有一絲多余的情緒波動，但目光所及之處，卻讓人下意識地挺直了腰板。

她沒有立即上前，而是站在石階之下，先行向羅萬廳長與在場警官頷首致意。

羅萬立刻上前幾步，低聲道：“殿下，夫人，你們大可不必親自前來的。”

肯特公爵夫人微微搖頭：“正因如此，所以不得不來。”

語罷，她抬頭望向教堂前的母子三人，目光落在那兩個年幼卻強忍淚水的孩子身上，一時之間略有動容。

公爵夫人望向自己的女兒，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德麗娜。”

豈料還不等他說完，維多利亞已經走上前去，她并未言明身份，而是走到了卡利夫人身邊，伸出手輕輕示意。

緊接著，便看見萊岑夫人遞上了一束從肯辛頓宮帶來的花。

那是幾支素雅如雪的風信子，包裹在細亞麻紙中，上面還纏著一根系得不甚工整的黑絲帶。

“夫人。”維多利亞柔聲開口道：“我在花園里挑了這幾支……我不知道現在該說些什么，但……但是我想，卡利警官肯定像我父親一樣，一樣的偉大，我想讓他知道，我們都還記得他。”

卡利夫人本已哽咽至極，這一刻卻突然覺得無比安靜。

她跪下身，將花接過，輕輕點頭，千言萬語凝成一句：“謝謝您，殿下。”

維多利亞看到這里，忍不住抬起頭去看亞瑟，直到她發現文法老師正微微點頭，這才輕輕松了口氣。

旋即，維多利亞向著教堂門內輕輕一揮手，沖著亞瑟吩咐道：“爵士，請帶路吧。”

亞瑟微一點頭，躬身向前，以最簡約的禮儀回應了這位尚未加冕的王儲之令。

“是，殿下。”

他的聲音一如既往平穩，但腳下的步伐卻比上一次來這里時從容了許多。

圣馬丁教堂的大門被緩緩推開，亞瑟一手執傘，一手微舉，身形筆直地站在一旁，引導著身后的人群進入教堂。

此時此刻，圣馬丁堂內的座位便已經坐滿了。

前幾排留給了卡利的親屬與王室來賓，而剩余座位則早已被一些“冷浴場事件”發生后辭職的警官、同袍與趕早前來為卡利警長送行的市民占滿。

穹頂下的座椅擠得滿滿當當，連過道邊都臨時放置了幾張小凳子，不少警官看到這個情況，干脆站在過道兩側也絕無怨言。

教堂門外的雨仍未停，霧也未散。

而那些未能進入教堂的市民，只得在石階下默默佇立。他們有的撐著雨傘，有的披著斗篷，還有的拄著手杖，甚至能看見幾個抱著還在牙牙學語的孩子，但卻無一人離開。

待一切落座，圣馬丁教堂內部燈火微亮，祭壇前懸掛的黑紗與十字架交相映襯，作為主持的牧師點頭示意后，亞瑟低聲說了句：“開始了。”

他退后一步，長廊上做開幕演講的發言者隨即上前。

不是貴族，不是教士，不是墨爾本子爵或者羅伯特·皮爾爵士，而是一位年輕、穿著剪裁合體長外套的下院議員——本杰明·迪斯雷利。

他站上演講臺，沒有帶稿子，更沒有設置提詞板，只有一只左手輕輕搭在講臺邊緣。

“先生們，女士們！諸位，不列顛的同胞們！”

他的聲音不大，卻異常清晰。

“我們今日站在此處，并非為了夸耀什么政策、辯護某個黨派，甚至也不是為了爭奪演講席上那份可憐的光環。而是為了致敬一位沒有頭銜、沒有勛章、也沒有選區的不列顛人——羅伯特·卡利警官！”

僅僅一句話，迪斯雷利便讓微微嘈雜的會場歸于平靜，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這位“為卡利一家募捐活動”的發起者身上。

“卡利先生沒有發表過任何演說，更未曾撰寫哪怕一句關于國家規劃的備忘錄，他不會在晚間社交場合遞出印著金邊的名片，也不會在議會走廊里以‘大人物的憂慮’的態度庸人自擾。他甚至沒有進過議會，但他，卻為了議會所保護的人民而死！”

聽到這里，女士們忍不住抬手抹了抹眼淚，而緊鄰著卡利夫人的肯特公爵夫人則輕聲寬慰著這位與她同病相憐的可憐婦女。

迪斯雷利揮舞著右臂：“這是一位我們曾試圖看不見的英國人，然而他的行為卻讓我們不得不喚醒對于他的回憶。有時候我在想，我們為何要在大理石下紀念某些人物，卻對那些血跡還未風干、名字尚未寫入史書的普通人集體失語？羅伯特·卡利就是這樣一位無名者，可正是因為有他這樣的人，倫敦才沒有在混亂中失序！帝國才沒有在夜色中潰爛！”

蘇格蘭場警官方陣中的不少人默默挺直了背，有人不自覺地捏緊了帽檐，還有的人正用手指輕輕摩挲著左臂上纏著的黑緞臂章。

迪斯雷利在演講臺上踱步：“卡利警長的死，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夜晚。那是兩年前，同樣是一個雨夜，倫敦尚未從改革的激辯中走出，暴動悄然蔓延到了黑暗的街角。我的一位親密的友人，同樣的盡忠職守，同樣的在一片混亂中倒下。那一夜，我曾懷疑他是否還能醒來。然而今晚，我知道卡利警官永遠不會再醒來了。

這不是簡單的巧合。這是命運在用相同的劇本警示我們：當國家最需要冷靜和秩序時，承擔代價的不是我們這些坐在紅木椅上的人，而是那些站在瓦礫廢墟后不曾后退的英雄。

是的，卡利死了！他死在一個沒有炮火卻充滿憤怒的夜晚。他不是倒在敵人的火槍之下，而是倒在我們自身的裂痕之間！那個夜晚的倫敦，不需要火器，憤怒本身就是燃料！不需要敵人，同胞本身就是挑戰！

他本可以退下，蘇格蘭場的命令上沒有讓他死這一條，而他的職責也不要求他去死！他只是看著混亂，看著暴力，看著每一個可以逃走的機會，然后留了下來。這，諸位，這不是英雄主義，這是國家責任感的最高表現！”

迪斯雷利說到此處，語調驟然一頓。

現場掌聲頓時如雷鳴般響起，然而，這位猶太青年卻并沒有享受沐浴在掌聲中的快感，反倒是出人意料的雙手下壓，示意觀眾們先停一停。

“我必須說：如果我們今日只為羅伯特·卡利低頭默哀一分鐘，明日卻依舊對那些站在街頭、穿著制服、拿著警棍的年輕人視而不見，那我們的哀悼便是虛偽的，我們的眼淚便是矯情的。我并不總是與政府看法一致，但我今日要直言一句：當一個國家對它的守夜人吝嗇記憶時，它離沉睡也就不遠了。

至于那些曾因警棍而抱怨暴力的人，我想提醒一句，倘若你對文明杖有所不滿，那請你務必感謝卡利警官沒有拔槍。他的自我克制，比議會當中某些閣下空口無憑的非暴力演講更加有力！

未來，或許后人會將1834年稱為改革的年份，又或者稱其為重建的開端，但我會記得，這一年我們失去了一位用忠誠、堅守和死亡提醒我們什么是公民責任的男人。

我不認為我們今日所立之碑，能承載他的全部意義。但愿將來某位少年行經此地，看到那塊寫有羅伯特·卡利之名的石板時，會問一句：他是誰？而我們中的某人則會回答：他是那個選擇留下的人。”

說到這里，迪斯雷利深吸一口氣，又緩緩吐出：“愿你安息，卡利警官，在我們的良知尚未沉睡之前。”

掌聲，經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