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診斷 609.隱痛

606已改

2006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癌癥疫苗——宮頸癌疫苗問世。專家指出，新疫苗的使用有可能在一代人中根除宮頸癌。

99.8的宮頸癌是因人狀瘤病毒(HPV)而發(fā)生的，但今天的宮頸癌疫苗卻不是用真正的病毒生產(chǎn)的，而是用1991年伊恩·弗雷澤博士和周健博士合作發(fā)明的病毒樣顆粒生產(chǎn)的。這種顆粒不含病毒感染成分卻能刺激身體產(chǎn)生免疫反應，這是人類醫(yī)學史上的一項突破。然而，周健卻未能親眼看到這項研究成果造福人類。1999年，他在回國訪問時突發(fā)疾病去世，年僅42歲。

周健夫人孫小依曾做過他8年的助手，1991年，孫小依親手合成了第一個病毒樣顆粒。從挪威到丹麥，幾經(jīng)周折，記者聯(lián)系上了正在歐洲參加學術(shù)會議的她。在近兩個小時的電話采訪中，她回顧了周健的生命歷程，她說：“周健其實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員，也是一個十分樸實的人，對我來說是一個稱職的丈夫，對兒子來說是一個好爸爸，對科學工作來說他是一個認認真真的研究人員。”

“我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周健和孫小依都是杭州人，中學畢業(yè)后，他到工廠做工人，她到農(nóng)村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兩人同時考入溫州醫(yī)學院醫(yī)學專業(yè)，大學五年，他們相識、相知、相戀。

“我們兩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我比較好動，整天不是在操場上跑步就是參加各種文娛活動。他很安靜，每天都拿著錄音機專心學英語。他很喜歡我活潑的個性，我也羨慕他能專心致志取得優(yōu)秀成績。”孫小依說：“大學畢業(yè)后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這也是一種緣分。”

1982年大學畢業(yè)后，周健考入浙江醫(yī)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病理學家徐英含教授作病理學研究，天天在實驗室工作得很晚。這時，孫小依在浙江省人民醫(yī)院任眼科醫(yī)生，家就在醫(yī)科大的街對面，所以常常晚上到實驗室?guī)椭芙∽鲂┘毎囵B(yǎng)方面的工作。

周健用兩年的時間讀完了碩士，又考入河南醫(yī)科大學攻讀博士，導師沈瓊教授是我國食管細胞學創(chuàng)始人，用組織學方法研究食道癌。兩三個月后，周健有個想法：不再從組織胚胎學，而是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研究食道癌。孫小依曾擔心沈瓊不是研究分子生物學的，會不會反對周健的想法？但沈瓊卻對周健說：“你打破我的思想理念做分子生物學非常好，分子生物學我一點都不懂，但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學習。”

沈瓊立即將周健介紹給了自己的同學、時任北京病毒所所長的曾毅，曾毅又將他介紹給北京病毒所副所長谷淑燕。當時谷淑燕剛從德國學習回來，正承擔著國家“七五”攻關計劃的幾個項目，專門作HPV研究。孫小依說：“周健運氣很好，谷老師非常喜歡他，手把手地教。谷老師是真正把他帶入用分子生物學方法研究HPV的啟蒙人。”

1986年，博士畢業(yè)后的周健進入北京醫(yī)科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跟隨病毒學家張乃蘅教授繼續(xù)作HPV研究。這時，兒子周子晞剛出生，孫小依借調(diào)到了北醫(yī)三院眼科工作。

1988年，周健申請到位于劍橋大學的英國帝國癌癥研究基金會(ICRF)的腫瘤和病毒實驗室作研究，并成為國際HPV研究先驅(qū);Crawford教授接收的第一位中國研究員。孫小依說：“周健極其幸運，的實驗室是國際HIV和分子生物學領域最頂尖的實驗室之一，也很喜歡他，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

1998年，當周健在事業(yè)發(fā)展比較順利、已經(jīng)有了近10項發(fā)明專利時曾說：“我能取得一些成功全靠這一個個的老師，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rawford教授的實驗室資金多、設備好，只要有想法就能做，周健在劍橋做的實驗很有意義，但實在忙不過來了，他希望孫小依能到實驗室?guī)兔Α?989年，Crawford給了孫小依一個訪問學者的職位，在周健到劍橋后10個月，孫小依來到他身邊，成為他的助手。但她沒想到的是，這一做就是8年，并共同經(jīng)歷兩人生命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

劍橋偶遇

1985年，當周健在博士階段專心研究HPV時，在地球的另一端，伊恩·弗雷澤獲得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博士學位后，通過閱讀文獻得知：宮頸癌是由HPV感染造成的，因此“希望能研制出一種疫苗……能夠預防這種癌癥”。

同年，弗雷澤到位于昆士蘭大學的教學醫(yī)院亞歷山大公主醫(yī)院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免疫和癌癥研究實驗室，決定加入HPV和子宮頸癌疫苗的研究。這時的弗雷澤身兼數(shù)職：教學、臨床醫(yī)生和研究。1989年，他決定利用學術(shù)休假年到劍橋大學病理系的實驗室進修，他所在的MargaretStanley教授的實驗室正好與;Crawford的實驗室毗鄰，因此，“幸運地遇見了不久前來自中國的周健博士”，他說。

弗雷澤說，在劍橋，周健夫婦被稱為“神奇的手指”，什么難事到他們手上總能行。孫小依說：“那時周健剛起步，我專心做他的助手。我們性格互補，他很有創(chuàng)造性、主意多，我比較有條理性、手巧，做細胞培養(yǎng)從未污染過，給我的任務我都能細心完成。我們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實驗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東西，同事都說我們倆配合得天衣無縫。”

“伊恩與周健在很多方面很相像，他們都很努力，”孫小依說，“每天早上一定是他們倆最早到實驗室，晚上一定是最晚走。他們很合得來。”

弗雷澤說：“我們常常在喝咖啡時間相遇，并談論彼此間如何合作來實現(xiàn)并驗證一些新的設想。”

但由于種種原因兩人沒條件在劍橋進行太多的合作事情。當弗雷澤準備回澳大利亞時，他盛情邀請周健夫婦到昆士蘭大學他所在的實驗室一起工作。他已經(jīng)申請到了不少經(jīng)費，有條件繼續(xù)深入研究。1990年，周健攜全家來到了昆士蘭。

孫小依說：“到昆大后我們還是接著做同樣的題目，一點沒有耽誤時間，換實驗室沒有帶來任何影響，進展很順利。伊恩也一直支持我們。不到一年，周健這一最重要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就有了眉目。”

“我們真的合成了一個病毒!”

HPV是一個很小的病毒，直徑45～55納米。科學家們已經(jīng)對這個病毒研究了幾百年了，但從未在實驗室中培養(yǎng)成功過，而且一旦寄存到宿主細胞后，它就會將自己的基因與宿主細胞的基因融合。因此，無法在體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顆粒，對它的研究進展受到了限制。

以前科學家們曾試了許多方法希望在體外培養(yǎng)這種病毒，周健和孫小依也一直在想方設法，但也都沒有成功。孫小依說：“我們試了許多不同的方法，確實很難，作基礎研究還是有些進展有文章可發(fā)表，但是對怎么看到這個病毒顆粒真的是無奈。”拿不到病毒，疫苗又從何談起呢？

夫妻兩人習慣在孩子睡覺后出去散步，周健往往走幾步會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有時孫小依就記在手心，回實驗室后進行試驗。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們像往常一樣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說：“我們現(xiàn)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殼膜的主要構(gòu)成成分)表達很好，純化得也不錯，何不把這兩個蛋白放到試管里加上一定條件，看看有沒有結(jié)果？”孫小依說：“我當時就嘲笑他，哪有這種可能，將兩個東西放在一起就行了？如果這么簡單，幾百年來別人早就看到病毒顆粒了，還能輪到我們嗎？”

過了半個月，周健又問孫小依那個實驗做了沒有，孫小依說：“我當時是記下來了，但我覺得你不會是在開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態(tài)，按照他的思路，將兩個現(xiàn)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試管里，加一點這個，加一點那個，好像幼兒園小朋友做游戲一樣，就這么簡單”。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后，兩人將合成好的東西拿到電子顯微鏡下觀察，“結(jié)果一看，我們倆都傻眼了，真的是一個病毒顆粒合成了，我們實實在在地看到一個體外合成的病毒顆粒了!這真是驚喜的一刻”。

孫小依說：“這真是很幸運，我們趕緊將這個結(jié)果告訴伊恩，他高興得嘴都合不攏。這是我們一輩子很興奮的一個時刻，不經(jīng)意間實現(xiàn)了這個突破。”

病毒學家都知道這個病毒樣顆粒的重要性：這個顆粒是個空殼，里面沒有病毒DNA內(nèi)核，所以沒有感染性，但外殼上有很多抗原，進入身體后就會刺激免疫系統(tǒng)而產(chǎn)生抗體，因此它本身就是一個疫苗。

他們就用這個HPV病毒樣顆粒作動物試驗，動物體內(nèi)出現(xiàn)了免疫反應。弗雷澤和周健將這一成果發(fā)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學》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蘭大學為這項發(fā)明成果申請了專利。當年7月，兩人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狀病毒國際會議上報告了這項成果。動物試驗成功之后，開始轉(zhuǎn)入人體臨床試驗。

英年早逝

當臨床試驗做到一個階段時，昆士蘭大學已無力支付昂貴的科研費用，就將部分專利賣給澳大利亞一家生物技術(shù)公司CSL，由該公司接著做。但幾年后又支撐不下去了，因為這階段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做臨床試驗，需要更多的經(jīng)費，于是部分專利又賣給了實力更雄厚的美國默克制藥公司。

孫小依說：“在每一次疫苗專利買賣過程中，這些公司都要給昆大一筆數(shù)目很大的基金來繼續(xù)作研究，我們實驗室又拿到更多的經(jīng)費，又能做更多的實驗，所以這是一個正向循環(huán)，這是很激動人心的事。”

在弗雷澤的鼓勵下，周健在作研究的同時也在攻讀昆士蘭大學的醫(yī)學博士學位。1994年，一位德國教授在美國芝加哥醫(yī)科大學成立了一個新的HPV研究室，周健又去挑戰(zhàn)，他說：“人要不斷流動，學習新的知識，武裝自己。”在芝加哥，周健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他鼓勵孫小依去參加芝加哥眼科資格考試，孫小依因此回到眼科臨床。

1996年，昆士蘭大學給周健提供了一個更高的職位，他帶著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亞，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1998年，他獲得3項澳大利亞國家健康與醫(yī)療委員會(NHMRC)的經(jīng)費，加上公司回饋作疫苗研究的經(jīng)費，成為當時昆士蘭大學歷史上在一年內(nèi)申請到NHMRC經(jīng)費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員。

宮頸癌疫苗的臨床試驗還在世界各地進行。每年3月，周健都回到溫州醫(yī)學院看在那里進行的臨床試驗。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但沒有人會想到，這竟成了一次沒有歸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體一直很好，出國十來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他的勤奮是有目共睹的，他經(jīng)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勞。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里寫基金申請書，寫完后說‘我怎么這么累啊？’”孫小依說，“我就勸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到溫州了。但他堅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剛到杭州不久的周健還給家里打電話，兒子在電話里說：“爸爸，這次回來你給我買什么禮物？給我買一個最新的lego(壘高拼裝玩具)吧!”周健說：“沒問題，我肯定給你買回來。”孫小依對兒子說：“爸爸太累了，讓他早點休息。”

3月9日，周健因為感染性休克病重。3月10日，當孫小依帶著周健的母親和兒子從澳大利亞趕到杭州時，他卻永遠閉上了眼睛。8年后，孫小依還是悲痛難抑：“太突然了，至今都很難相信他真的離開我走了，很難接受。”

“四海之水難書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