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一六七章 百思不得其解(上)

嘆息中，德川吉宗眼中所能看到的，只有迷茫。

治國理政，不是煮飯。這次水多了，下次多加點米就是，可以不斷試錯。

治國理政沒有試錯的機會，走錯了，可能就萬劫不復(fù)。

就算不考慮政策失誤試錯導(dǎo)致的百姓疾苦，單單是幕府的統(tǒng)治還能否維系，就足夠讓德川吉宗頭疼的了。

阿部正福也不過只是對未來樂觀的猜測，著實說不準將來會變成什么模樣。

帶著這種疑惑，德川吉宗想和劉鈺談?wù)劇?p/> 即便劉鈺把他騙的很慘，但他細細思考過，不管是甘薯還是鑄幣，劉鈺并沒有說謊，所說的種種效果確實是達到了，只是隱藏了真實目的而已。

他也想試探一下劉鈺對日本將來的看法，也想試探一下大順在迫使日本朝貢之后，是否會對南蠻諸國有下一步的動作。

他總覺得，一艘戰(zhàn)艦就大幾十萬兩白銀。相對于大順從條約里拿走的那些白銀，似乎戰(zhàn)艦的價格更高一些，劉鈺如此重利，怎么會做這種賠本的買賣？

叫人給在大阪外海停留的大順軍艦送了信，邀約數(shù)日后相見。這幾日德川吉宗沒有時間，還要主持恭迎天皇“北狩”歸來的禮儀。

同時也讓那些一直在江戶、沒有真正見過大順海軍大船的武士、旗本們，看看這種非死戰(zhàn)可勝的龐然大物，為將來引入南蠻學(xué)問做好基礎(chǔ)。

船上，接到了信的劉鈺同意了和德川吉宗再度會面的邀請。

開埠之后的很多細節(jié)，還需要談的更清晰一點，以及勸說幕府好好當守土官長，這都意義重大。

畢竟天皇就是個神龕，真正掌權(quán)的還是幕府將軍。

得了信之后，艦隊轉(zhuǎn)向西，在距離大阪河口大約二三十里的兵庫津泊靠，旁邊的神戶村，就是將來五處口岸之一。

幕府那邊辦事的武士，和大順這邊測量的工兵，正在做最后的劃定和交接，計算占用土地的租借費用。

兵庫津本來就是大阪重要的港口，這里水深適合，而且不是河流入海口那種淤泥區(qū)。

不需要太多的修繕和挖掘，完全可以停靠此時最大型的軍艦，甚至日后更大的蒸汽船也一樣可以停靠。

借助西回航線和東回航線，在這里開埠，基本可以覆蓋日本大部。和大順海岸線綿長、但內(nèi)陸縱深寬廣不同，日本四周環(huán)海的地形，讓劉鈺可以確定，日本所受的開埠沖擊，也會更加嚴重。

但這里面與歷史上發(fā)生過的，有極大的不同。和歷史上滿清開埠之后的局面、和日本黑船之后的局面，都大為不同。

從釜山到下關(guān)再到這邊，一路走來，劉鈺尋訪了大量的百姓，詢問了他們的家庭收入、繼承法、家庭手工業(yè)、貢賦制度等等，拿到了相當詳實的第一手資料。

短時間內(nèi)，日本的普通百姓是沒有很強的消費能力的。

大順的人力成本，折算成白銀，大約是此時荷蘭的四分之一；而此時日本的人力成本，居然比大順還低了將近一半。

這一點大順是真比不了。

比如日本的馬，并不用馬蹄鐵，而是用稻草編織的草鞋給馬套上，稱之為馬沓。

一方面因為日本資源缺乏，冶鐵技術(shù)強，也缺乏好的鐵礦。

另一方面也是人力成本真的是太低了，哪怕一個時辰換一次草鞋，也比買個馬蹄鐵用許久便宜，這在大順實在是難以想象。

除此之外，和大順那邊真正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還有一些區(qū)別。

因為四周沿海方便運輸、城下町制度、武士工商圍繞主城生活的因素，日本這邊家庭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商品化程度，也是高于大順的。

加之戰(zhàn)國時代之前莊園主經(jīng)濟的殘余，使得日本家庭手工業(yè)的分工程度，也高于大順的農(nóng)村。當然，不能和工商業(yè)相當發(fā)達的松江、景德鎮(zhèn)等地比，但農(nóng)村整體上是略高的。

大順這邊也是自給自足，但手工業(yè)可以外銷；而日本這邊出了俵物魚干之類，也沒什么可以外銷的手工業(yè)品，但其內(nèi)部自給自足是沒有問題的。

很多貨物暫時來看，確實很難在日本大規(guī)模銷售。

這里面有一個閾值，就像是馬蹄鐵和草履馬沓，什么時候大順這邊運來的馬蹄鐵的成本徹底壓過了合計在一起使用壽命的草鞋，才算是真正的開埠。

就像是原本歷史上蘇伊士運河開通，成為了壓到松江紡織業(yè)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樣。

這個閾值是可以預(yù)見的，那就是威海的那群工匠用鏜床鏜出合格氣缸的那一刻。

大順的商人當然不會看這么遠，他們也沒在乎日本的百姓能不能買得起。只要能開埠，就算售賣絲瓷玻璃等奢侈品，依舊可以獲得極高的利潤。

劉鈺盤算了一下，這也算是一件好事。

短時間內(nèi)，不會對日本幕府體制的基礎(chǔ)造成巨大的沖擊，士農(nóng)工商等級制下，只要農(nóng)民和武士穩(wěn)定，幕府還是可以坐得穩(wěn)的。

坐得穩(wěn)，就會慢慢習(xí)慣開埠的存在，等到閾值到來的那一刻，就像是溫水煮青蛙，想跳也跳不出來了。

幾日后，在武士和士兵的嚴密保護之下，劉鈺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戶村見了個面。

上一次劉鈺是帶著巴結(jié)的態(tài)度去的江戶，為了貿(mào)易信牌。那時候德川吉宗沒有在面前橫一道竹簾子，在日本那邊看來是給了劉鈺極大的顏面。

這一次兩人再度會面，時過境遷，只是分了賓主，再沒有上一次在江戶時候的繁瑣禮節(jié)。

將近十年的再度見面，依舊如同上次一樣，沒有翻譯在場，而是用漢字紙筆交流。

德川吉宗寫給劉鈺的第一句話，就讓劉鈺感覺到了對面老奸巨猾的壓力。

上一次在江戶見面，劉鈺是去求貿(mào)易信牌的，姿態(tài)放的很低，沒有仔細觀察過這個據(jù)說號稱“家康再世”的將軍。

他也算是全程圍觀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來也就是修補匠的水平，乏善可陳。

要么就是拍腦袋的政策，要么就是和抓抓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爺做派，實在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改革深度。

這次見面的第一次紙筆交流，劉鈺覺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腦子都用在陰謀詭計和平衡術(shù)上了。

紙上寫的內(nèi)容倒也簡單，可越是簡單越讓劉鈺不好回答。

“怨不得劉君不怕高鳥盡、良弓藏。以大順之心，日本國非是孤鳥，尚有它隼。劉君這口雕弓尚還有用。日本貧瘠，劉君尚且眼熱如此，老夫?qū)嵲跒槟切└皇啬笠话押梗种氐溉毡局厕H。”

這就是明顯的試探，試探大順在處置完日本之后，是否還有下一步的動作。德川吉宗雖然不想再得罪劉鈺，但在鳥盡弓藏這件事上，梁子已經(jīng)結(jié)下，沒有什么退路了。

之前求和時候給劉鈺寫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關(guān)系，已然是公開的事了。

但這一次再提鳥盡弓藏，卻不是為了挑唆。

劉鈺提起筆，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謀者金銀。周邊萬里之內(nèi)，唯日本國多金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將軍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鎖國更甚。若他不出臺正德新令，日本又怎么會招致這場戰(zhàn)爭呢？”

“將軍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義來講道理。若論禮法，將軍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禮法的，難道將軍真的希望天朝講‘仁’、‘禮’嗎？”

拿出了最丑惡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為被打者的錯，更是直接拋下了仁義道德面紗，直言不諱是為求利。

避開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試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面對劉鈺的回筆，也不生氣。

知道這是劉鈺說實話的風(fēng)格。

為的確實是金銀，這句話絕非謊言。

這句話后面的全怪新井白石，這就與事實無關(guān)了，這是立場問題。

事實是，新井白石確實縮減了長崎的貿(mào)易額。

立場是，日本不希望金銀外流，而大順希望日本外流金銀。

牽扯到立場和屁股，事實，只不過是佐證時候的正反解讀而已。

德川吉宗回筆道：“如果這樣說的話，新井白石并沒有錯，是貴國的海商沒有本事而已。”

“日本國向來仰慕大國，頒發(fā)貿(mào)易信牌的時候，貴國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蘭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蘭人的船大，四支攜帶的貨物，與貴國商賈幾十艘船的載貨相差無幾。”

“按劉君的說法，要怪的難道不是貴國的海商不能夠造大船嗎？”

雖然一上臺就罷免了新井白石，但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傷口作為記性，德川吉宗此時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為什么要出臺那些政策。

這時候不免就要爭上一句，明知毫無意義，卻也不希望在他眼中為日本好的人，承擔(dān)這樣的責(zé)任，亦算是作為幕府將軍最后的一點驕傲和尊嚴。

況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發(fā)貿(mào)易信牌，除了縮減貿(mào)易之外，也是在彰顯“日本中心論”，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為“朝貢”。

就像大明規(guī)定琉球十年一貢，不準來的時候就是不能來；而新井白石則用貿(mào)易信牌制，變相地把貿(mào)易變?yōu)榱舜箜樝蛉毡境暎粶蕘砭褪遣粶蕘怼誓愣鄟砟鞘嵌髻n，史書上史官即可記下：年月日、唐人來貢。

劉鈺不是這個時代的人，這么久了仍舊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時代，不能夠完全地用這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

他看不懂貿(mào)易信牌制背后隱藏的日本中心論，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這一步，回京城后，再頒布一個“禁藩屬與蠻夷私自貿(mào)易”、“與藩屬貿(mào)易必須本國造船、水手九成本國”、“南洋貨物必經(jīng)松江轉(zhuǎn)運不得直抵藩屬”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國和殖民地。

帶著勝利者的心態(tài)，劉鈺沒有繼續(xù)爭論到底是因為日本鎖國有錯在先、還是大順海商無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這個問題如同“漢時馬肝之論”，實在沒必要爭論。

然后反客為主，問了德川吉宗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將軍對日本的將來，有何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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